一个人要拥有多少，才能换取内心长久的安全感；要出走多远，才会意识到生命的源头可能本自具足？这条路普汇网，90后女孩扎十一惹走了三十多年。她时常觉得很庆幸，庆幸自己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达到了一种于她而言“前所未有的放松”。
在过去34年的人生里，这个出生在云南山区的花腰彝族女孩曾花了很大的努力离开儿时的寨子，学汉话、融入更大的集体、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一种物质层面更好的生活……慢慢地，她都做到了，而且走得越来越远，却在生命的某些节点之后，或主动或被推着把这些一一又都放下了。
34岁这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非虚构。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她听到了远比之前多的回声，但还是在很多次与读者互动时提到，如今的自己每天最开心的有两件事——每晚沾枕头就能睡着，以及睡前会期待第二天的早饭。即便出版了新书，她也从未想过要靠写作为生，甚至在新书的热度还未过去时就迫不及待开始了下一段体验，“去学兽医，以后要给狮子、大象这些大型动物看病。”
每个看似“一瞬间”的念头背后，或许只有自己才清楚这“一念”的重量。在她开始兽医课程之前，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她，听她分享了过往三十多年间那些“拿起又放下”背后的故事。聊到很多所谓转折性的节点时，我们都恍然意识到那些时刻出现的偶然与必然。她感慨说，“很多时候，人就像一只苍蝇掉在一杯蜜酒里，你知道外面有天空，你可以沿着杯壁爬上去，有自由新鲜的空气，但彼时的你可能还是觉得这杯蜜酒仍是好喝的。”如果一个决定迟迟无法下决心，大概都是所谓的“机缘”没到，而生活好像总会出现“那一个契机”，正是这些时刻组成了此刻的我们。
以下是扎十一惹的讲述。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8月
采写|申璐
一种不太“成功”，却“前所未有放松”的人生
我是扎十一惹，扎是家族名字，十一是我出生的季节，惹是一种草。大概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我不是汉族人。1990年，我出生在云南高寒山区的一个花腰彝族寨子，后来学汉话，去汉族学校读书，在家里人的建议下报考了一个师范类型的专科学校，又被一个毫不热门的文秘专业录取，毕业后在当地一家电视台一直干了八年多决定辞职。原来只需要几行字，就能写完一个人三十多年来的人生轨迹。
我常常会想，如果按照现在盛行的社会分层标准，我这样的起跑线、硬件基础和人生轨迹，应该过得很辛苦才符合“规律”，可我现在过得比我预想中好太多了。我肯定不是所谓“成功”的人类，我离过婚，现在没有稳定的工作，除了寨子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固定资产，甚至我内心的恐惧和快乐一样多，虚伪和真诚也一样重。但即便如此，现在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株植物，下雨就喝雨水，出太阳了就晒太阳，打雷就听雷声……整个人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
村子的田野。受访者供图。
在这本非虚构中，我写下了自己过往几年的纪事，也讲述了一些我眼中的女性亲人和乡邻们的人生。因为这本书，写作机缘巧合好像成了某种“事业”，我也因此有机会和很多不曾见过面的人产生了交集。这些都是生命中很美好的缘分。但坦白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出怎样的作品，要做怎样的“表达”。我只写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心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既不太担心有没有人看，也不是很在意会不会暴露了太多的情感和隐私。这本书出版后，很多人问过我下一本准备写什么，其实我没太好意思说，九月下旬我就要去学兽医了，以后可能会给大象、狮子这些大型动物治病，想想都觉得这太酷了。
我不太确定这本书对生活在城市里的许多年轻读者意味着什么。每到活动结束后的提问环节，大家似乎都很好奇寨子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非要总结点儿什么的话，这次回去我发现，寨子里的人其实一直在给我一场又一场的生命教育。我们村里有个小伙子在20岁左右确诊了淋巴癌，他父亲早逝，家里只有他妈妈和他弟弟，一家人生活很拮据。我记得他化疗结束回家时，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常戴着一顶毛线帽，每天就扛着锄头，带着白米饭、酸菜和鸡蛋下地。别人都劝他歇会儿吧，好好养病。
他说：“不行啊，我下地了还能活，我要不下地就活不了了。”
后来，他真的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好好的。
我在书里也写了很多同村的女性。坦白说，一直到25岁左右我仍然不是很喜欢她们，一度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一直让自己困顿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中。但这次再回寨子时，我忽然意识到曾经面对她们的那个自己很可笑。
如果你去寨子里走一圈，也许你会发现在这个寨子里，你看不到任何一个女性是蔫儿的。甚至这次回来，虽然我的身体不舒服，但我还是会很想起来干点儿农活，哪怕去清理一下兔笼，都会觉得好一些。当人在做一些真正的事情时，脑子里就不会瞎想——我会不会死，我爸妈会不会死，我和我的丈夫究竟是不是一种健康的关系……只会想怎么把眼前这个笼子打扫干净。然后就会忽然发现，寨子里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的。
村子里的弄潮儿们90年代末在水井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我们家的房子就在路边，村里的女人每天下地回来都会路过我家门前。你能看到她们每个人很蓬勃的生命力，身上背着再重的东西，都会那么昂扬地和人打招呼。她们的每一天都在翻篇，不管怎样，都要先活下去。我突然觉得，其实我不如她们。这本书出版后，我时常也会想，也许面对更多陌生的读者，我在某些时刻就充当着他们面前那个扛着锄头走过家门前的女人。
然而，我无法也不应该伪装得好像我的生活一直都如此“有劲儿”。甚至就在三年前，我的状态还不是这样的。我记得这次新书活动的第一站在昆明的一家书店，那天录制完宣传视频后，我笑着问其中一个店员：“2022年张秋子老师的那场活动，你也在对吗？”他有些惊讶：“你也来参加了吗？”当时我因为连自己起来洗头的心力都没有，就剃了寸头。我跟他说，我就是当年那个寸头姑娘。听到这句，他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无法被理解的“惊恐障碍”
事情还要从2022年的那个6月说起。当时我独自一人出门，来这家书店参加张秋子老师《万千微尘纷坠心田》的新书分享，还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一定要站起来提一个问题。这对当时被惊恐症搞得身心俱疲的我来说，是一个并不容易的挑战，而且那次我的确也没能提完我想问的那个问题。
回想第一次出现惊恐障碍的症状，我已经有点儿记忆模糊了，因为我们家有家族遗传的低血钾，它们很多症状是重合的，比如四肢发麻、头皮僵痛等。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低血钾。直到2021年左右，我和前夫去深圳参加他朋友的婚礼，结果那天晚上到了酒店房间，可能空调也不太足，坐了一阵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为什么这个屋子在旋转？前夫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一秒我就打开门冲到走廊，感觉自己快喘不过气了，当天就打120去了医院，结果各项指标基本都是正常的，深圳的医生怀疑是惊恐障碍，开了安眠药先让我镇定下来。但隔天还是不行，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只适合待在高海拔地区。那次婚礼我们也没参加完，就匆匆回了云南。
我在云南待了一段时间。但情况越来越严重，那种恐慌没有任何预兆，常常说来就来。最严重的时候，我几乎连门都出不了。但医生还是建议说，要锻炼着和人接触。经过几个月的恢复，那段时间我的活动半径不超过居住的小区。
我还记得去听分享会的那天，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我不仅一个人出了小区，还一个人坐地铁来了书店，还坐在几十号人中间都没有发恐慌，我一定可以提一个问题。我就鼓起勇气举手。那阵子我刚刚开始写东西，当时想问秋子老师，人到底应该写有流量的内容，还是内心真正想写、但可能没什么人关心的内容。甚至这个问题都没有说完，我忽然就发觉不太对劲了，我的声音就开始颤抖，手也开始抖，很想马上逃离这个地方，但我的左右都坐满了人，根本走不出去。当时周围人发现了我不对劲，就把我带到了休息室。他们在我的手机中翻到了前夫的电话，没过多久他来书店把我接回去了。
当时就是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不知道它算不算一种疾病，但确实对我的生活影响太大了。我几乎完全崩溃了，心想明明已经接受治疗一年，好像所有的努力又都一下子回到原点了。我记得那天我们从书店出来没有立刻回去，在书店门口坐了好久，前夫一直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拍了好久好久，久到书店的活动散场了，连书店旁边培训班的小孩都放学了。空落落的门口就剩我们两个人，他才小心问我要不要回家。回去的路上，我心想自己再也不要尝试了。我能感觉到普汇网，这些话让他也挺沮丧的。
那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重庆。直到2022年底，前夫的父亲在一个凌晨平静地死去，当时还在疫情防控期间，他发消息说排了一天一夜终于领到了父亲的骨灰。收到消息时，我正高烧四十度躺在家里，毫无预兆地流了鼻血。不久后又感受到了一阵呼吸急促，换气困难，前夫赶回来后帮我叫了急救。电话那头，接线员的声音透过免提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惊恐？她在害怕什么？你叫她不要害怕，或者，把她害怕的东西拿开啊。”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儿绝望，好像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帮到我了。以及，小半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远眺寨子。受访者供图。
人还是得活着，活下去才会发生这样的时刻
现在回想，疫情好像深刻地改变了我和周围人的生活，也成了我们重新审视彼此关系的契机。那段时间，我在重庆的家中，症状很严重，前夫的父亲在那次疫情中离世，我的父母在寨子里，妈妈的症状也不轻。大家好像各自在一个孤岛上，互相顾不上对方。我就觉得好害怕啊，当时的我甚至有种很强烈的想法——哪怕是我死了，也千万不要让我的家里人死掉。
等到我公公的丧事都料理完后，我就非常想回家，我的惊恐障碍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甚至连空间感知都是乱的。我时常会感觉房间里的墙面是无限向我逼近的，如果出门在路上，有时会突然感觉眼前的路都是扭曲的，那种濒死感常常折磨着我。但当时我的身体又无法支撑一路的辗转，前夫就找了一辆商务车，我可以平躺在后座，就这么一路开回了寨子。
推门见到我爸的那一刻我就哭了，边哭边说“你不准死”，他当时也愣住了，笑着说“我怎么会死”。那段时间最常出现的一幕是，我们家有个四四方方的堂屋，堂屋中间摆放着一横一竖两条沙发，我和我妈经常各自瘫在其中一条上，后来我姐也从昆明回来了，她和我爸就一人一个板凳坐在我们旁边。最严重时，我和妈妈连饭都起不来吃，要靠另外两个“尚可”的人喂饭。那阵子，一家四口聚在堂屋里说了很多交心的话，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更真实地意识到，什么都没有活着紧要。
家，客厅。受访者供图。
那阵子，我的惊恐症也很严重。他们好像从那时起才感觉到，我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从青少年时期，我就莫名一直很恐惧蛙类，家里人总是不理解，觉得这东西不是很常见吗？直到疫情那段时间，我和妈妈都瘫在沙发上，我跟他们说自己查出有惊恐障碍。当时他们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我爸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惊恐障碍是不是就是说，“面对同一样恐怖的事物，你的恐惧的感受要比我们多很多倍。”
我说，可以这样理解吧。
当时我爸爸就哭了。他对我说：“当时你说自己害怕青蛙和蟾蜍时，爸爸应该多给你一些支持，而不是就那样把它放过去。”
直到2023年1月份，我的症状又减轻了些。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在父母身边，你看到他们都活着，心里最大的那个恐惧就小了些。另一方面，客观上身体的确在慢慢康复，我们就商量着重新换一个医生再努力一次。这次我遇到了一个“合适”的医生。他在了解情况后给我开了一种新的药物，但这个药前期有很强的副作用。刚开始那周，这个副作用让我在原本难受的基础上更加难受了。它会让人心率骤升，我记得那个医生鼓励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要相信人心跳到200下是不会死的，“而且你家离医院这么近，哪怕情况非常严重，我们也有办法及时应对。”他的态度非常笃定，还会把看病吃药这个过程称作“我们”，好像我们是站在一起的。那段时间，这真的带给我非常大的安全感。
这个药的耐药性建立起来后，我就好很多了。其实我自己感觉不到明显的转变，但是有一次前夫对我说：“我意识到这个药对你管用是有一天，快递员来家里取件，你没有叫我去开门，而是自己去开门，还完成了一系列交接的琐事。”我们都觉得很开心，从那以后就更加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直到今天，药量已经几乎减到了最轻，惊恐也很久没发作过了。
印象中最近一次发作还是大S去世时，看到那个消息时就好像很熟悉的朋友离开了，甚至像是一个“你觉得永远不会死的人”竟然突然走了。当时发恐慌时我正在美国的朋友家，也去了一趟美国的医院。当时美国的那个医生告诉我一个方法，她说惊恐发作时，你要数周围的五种颜色——比如黄色、红色、绿色、蓝色、白色；听附近的五种声音——音乐声、陌生人的讲话声、风声、鸟声，还有自己说话的声音；说出眼前五个物体的名字——水杯、手机、药、笔、苹果汁，然后双臂环抱轻轻拍拍自己。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慢慢我的意识就会回到现实中来。
直到三年后，我又走进了那年听分享会的那家书店，和当时的店员激动地抱在了一起。我还记得那年他在休息室里对我说：“一定要坚持写下去，等你出新书，你就来这里，我给你办活动。”没想到，三年之后，我们真的以这样的方式重逢了。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感觉，人还是得活着，活下去才会发生这样的时刻。
享受流动的人，也曾渴望安定的生活
自那之后，我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相当流动的状态。即便我曾经有过惊恐障碍，这种流动也不会带给我任何恐慌或焦虑。我现在的感受是，明天一定会更好，还有下一句，不好又怎么样。
不过，刚毕业那两年，我其实也曾对安定的生活有过很大的渴望。
2014年，我谈了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当时他提出想来寨子里玩，我一开始根本没想过这意味着什么，就很开心地答应了。跟父母说了之后，他们也很开心。寨子里有个不成文的习俗，每当有外地朋友来，整个家族的人都要来欢迎他，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我记得那次我们是开车回去的，结果从县城开到寨子里这一路，他越开越沉默。回到村子后，我能看得出他也不太想配合寨子里的欢迎，他问我能不能去附近县城的酒店，他不想在这里过夜。可是我爸妈给他铺的床已经是用我们家最好的被子了，并且我的族人们还如此得欢迎他，把手里的劳作都放下。也许这些对他也构成了某种压力。
第二天我们就走了，我当时很后悔，后悔为什么要带他回来这么伤害我的父母。
村子通向外面的路。受访者供图。
回去之后我们虽然没有立刻分手，但对方的态度已经冷淡了很多。那时，我就很想在我工作的县城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对方听后迟疑了一会儿，他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婚前买一栋房子。争论之中，对方也许情绪上头，也说了很多伤人的话，我们就分手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特别难过，夜里半梦半醒发短信问阿爸：“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发完后我没有立刻收到回复，直到第二天中午下班，阿爸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赶来我上班的城市，他甚至不知道我住在哪里，也不会用导航，就凭经验一路开来了。
那天我们在我的小出租屋里做了晚饭，阿爸做饭，我就在旁边哭，仿佛把所有委屈都哭掉了。当晚阿爸就赶回了寨子。
不久后遇到了前夫，我们顺利结了婚，我也过上了我期待已久的那种相当安稳的生活。甚至有段时间我做了扁桃体及相关组织的摘除手术，在家静养期间我也辞掉了工作。那段时间我经常左右互搏，作为一个已经接受过一些女性主义思想的人，已经明白依附别人是一种什么情况了，还要去这样依附另一个人吗？可另一方面我也总忍不住想，现在已经在过比较好的生活了，还要纠结婚姻中的依附关系吗？就算依附对方，又怎么样呢？对方也没有怨言，还要怎样呢？可是，我就是绕不开心里那一关。
婚姻的快乐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我就意识到它开始带给我烦恼了。对另一个人的依赖有了惯性，会让人忍不住事事以对方为中心，小到房子买在哪里、装修成什么风格，大到连自己的情绪都会被对方牵着走。我忽然意识到，原来这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日子”，它是有代价的。但当这些开始出现苗头时，人通常很难立马就采取行动。
两个责任心很重的人组成家庭，就都会非常疲惫。自从确诊惊恐障碍后，他几乎没有怨言地在照顾我，带着我做恢复训练。但他希望我“好起来”的那种心情，反而对当时的我构成某种压力。但凡我是一个没有太强责任心的人，也许都能相对平和地接受，但恰恰我又不是，当我感知到另一个人要如此来为我的人生负责，我就很紧绷，慢慢地把我们两个人的生活都搞得很紧张。
在真正决定离婚前，我们进行了几次很深入的讨论，包括彼此内心的阴暗面、各自的创伤以及渴求。他承认有时候他也想过放弃，不明白为什么结婚的时候都快快乐乐的，没多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好像整个婚姻都处于和疾病对抗的状态。他压力也很大。另一方面是关于生育。其实恋爱之前，我们就确认彼此是不要小孩的，但是那次聊天中我问他，到了这个阶段，在经历了疫情和父亲离世，会不会还是想要一个小孩？他当时坦诚说，确实有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我内心很清楚，我是不可能选择生育的。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会更加觉得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场赌博，你根本不知道ta会经历怎样的人生。如果ta的人生是像我一样的，此刻的我可能撑过去了，但ta能不能撑过去？即便ta能撑过去，但面对ta的那个我又能不能撑过去？那时的我也确实有些胆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为另一个生命负责。
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外面很热，屋里同时开着空调和电扇，我坐在椅子上，前夫坐在床上。在把这些内心的角落毫无保留地交换过一遍后，他忽然沉声对我说：“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不在家，我反而觉得很轻松。”我当时便听出了他的意思，因为只有那时他才能不必再关注我，可以完完全全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其实那阵子我也如此，为了不让他产生需要随时关注我状态的压力，我会有点儿表演性质，“你看我今天出去散步了，还去下面取了快递……”但其实我的内心也不太舒服，好像彼此的那种状态都快到一个临界点了。
决定分开时，前夫问这种分开是暂时分开，还是直接离婚。我当时说，那就直接离婚吧，因为只要有这个“关系”存在，我们两个可能永远都好不了。很巧的是，那之后我就开始爬山，途中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是些二十出头的“小孩子”，他们那些无忧无虑确实有种莫名的感染力，好像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段时间，我们一起爬了好多座山，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得到了锻炼。一个人忽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做事，我不用再装作很舒服，爬到山顶时我觉得惊恐犯了，我就直接说要躺一会儿，然后直接躺在地上，同行的人也不会表现出过分的担心，他们就在我旁边席地而坐，边吃边聊。这样的相处反而带给我巨大的放松。
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如果没有经历疫情、我的惊恐症发作以及他父亲的离世，我们可能现在还在婚姻的存续中。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人就像一只苍蝇掉在一杯蜜酒里，你知道外面有天空，你可以沿着杯壁爬上去，有自由新鲜的空气，但彼时的你可能还是觉得这杯蜜酒仍是好喝的。
俯瞰寨子。受访者供图。
“一念”的重量婚姻如此，工作其实也是一样。
很多读者很好奇，我当初是怎么下定决心辞职的。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决定都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平滑。哪怕是看起来“一瞬间”的念头，那“一瞬间”的重量也往往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以及如果工作真的只是工作的话，我想很多人一定都能安安心心工作。问题就是，工作大多时候往往都不只是工作。
在辞职之前，从2012年起，我曾在云南当地一家电视台干了八年多。以我的起点和经历来说，这份工作曾给了我很多不曾想象过的回馈，它让我真正地走出了寨子，以一种意想不到的速度迅速融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并接触到了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随着到了工作的后半段，它带来的成就感和自尊很快被一种价值观上的分裂所蚕食。我越来越感觉不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那一面。
我真正扭转对这份工作的态度是在2017年。当时我出任务去报道云南当地的一个活动，叫“摸你黑”，人们在这个节庆上手沾炭灰，互相抹对方。但我参与的那场临时出了一些意外，活动现场很多男性在追着陌生女性“抹灰”。我也被“围攻”了，推搡之中现场发生了一些踩踏，我就受伤了。但后续在认定工伤的过程中，我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在医院养伤期间，也没有任何一个工作相关的同事来看我，是我的朋友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件事之后，我好像就生出了一种类似于“甄嬛”对“四郎”失望的感受，那时的我已经想去“灵云峰”了。
后来几经辗转终于认定了工伤，台里给我调了岗位，我当时心里很清楚，从那时开始我就是“钮祜禄·甄嬛”了。当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视角再去观察周围时，那种价值观上的分裂感愈发强烈，周围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好像都不是在对自己真正做的工作负责，而是对具体的某个上级负责。身处其中的人常常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实际必须要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这样的状态大概又持续了一两年。我还记得当时新来一个实习的小姑娘，她有一次私下问我：“姐姐，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平和？”她说自己身陷这种撕裂，实在太痛苦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
我问起她，现阶段的目标是什么。
她说，想收入高一些，“合同工的薪资实在太低了”。
我就跟她说：“你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行，不要想别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也在暗暗找新的工作机会了。当时我还没有想过以后就完全不工作了，但我很明白自己就是想转行。直到这份工作给了我至今回想起来都忍不住冒冷汗的“致命一击”。那是参加一位同事的表彰会，他因为在一次工作中突发眼疾，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冒着失明的风险硬撑着完成了工作。在现场的掌声中，我只觉得害怕，那不是一场感冒，也不是一阵咳嗽，而是一双活生生的眼睛，和对一个人而言失去了就无法复得的眼前的世界。我不明白，究竟有什么新闻，是比一双眼睛还要重要的？那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不能再继续这样的状态了。
2019年6月，我因为一个小手术请了年假。结果术后的恢复不太理想，年假也休完了，我就想去找直属领导请病假，但到了周一，群里还是弹出了我的工作任务。我打电话给他解释说自己还在医院，没想到得到的回复是：“你的年假已经到了，有能力去和副台长请病假吧。”挂了电话，我就直接去找副台长辞职了。
尾声：重回寨子
这些“拧巴”与“释怀”都曾堆在我心中那个他人无法进入的房间，甚至一度杂乱到我自己都无从下手。从这个角度来说，写这本书对我自己的帮助反而是最大的，好像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又静静地梳理了一遍，并且是一种相对旁观者的视角。写出来之后，轻松很多。
我和姐姐先后辞职、离婚，2024年，又重新回到寨子。
家，外观。受访者供图。
曾经我们都很厌倦，不想一回去就听到寨子里乡邻的那些“关心”，不想再被反复问到“你的工作是什么内容”“采访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结婚啊，和汉族人结还是和彝族人结啊？”……这次回去时我忽然觉得她们很可爱。周围走得近的亲戚还是会围过来七嘴八舌：“还是要再找一个。”姐姐就调侃着回道：“现在不是找不着，是选择太多了，不知道要找哪一个。”然后大家都笑成一团。
原来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能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来应对这些了，反而感受到了其中暗含着的真正的关心那一面。寨子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支持，与文化、经济、地位等都没有关系，甚至和血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完全被接纳的感觉成了现在的我幸福感的来源之一。这些具体的关系让我很笃定，即便有一天父母不在了，我再回到寨子时，这里的人还会一如既往，经过门前时，我们还会像从前一样打招呼——
“来来（彝族语，长辈对年轻女孩的昵称），你回来啦！”
本文讲述者在栽白菜。受访者供图。
采写/申璐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普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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